即使有人卖淫，也不意味着警方有权暴力执法。如果打击违法能成为刑讯逼供的借口，如果当事人可悲到要用完整的处女膜证明清白，那无疑是法治的悲哀。因此，检察机关要求重新检验处女膜的行为，完全没必要。

　　先是以打击卖淫为由粗暴执法，接着因证据不足被迫放人。如果事实真这么简单，剩下的结果，自然应是警方赔偿损失，责任人接受调查。遗憾的是，昆明幼女“卖淫”案偏偏又生枝节，后期介入的检察院要求对涉案幼女重新做处女膜鉴定，亦有官员指责幼女家长与媒体联合造假。（6月7日《成都商报》）看来，这件简单的事，又有了被复杂化的可能。

　　检察院为什么介入？是为了查清警方是否有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行为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有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有违法行为，只要为获取口供，使用了暴力、威胁手段，就必须接受调查。既然如此，调查的重点，就不是刘氏姐妹卖淫与否，其家人造假与否，而是办案警察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打人，之前是否表明身份，如何表明身份，是否出具了法律手续？其次，将刘氏姐妹及其父母带至派出所后，警方如何讯问，讯问中是否动手，被害人软组织挫伤、骨折，是否与暴力刑讯行为有因果关系？弄清楚这些，才有可能真正还原现场情形，厘清相关民警责任。

　　相反，如果把调查的重心，又放回到处女膜是否完整上，就容易导致这样一种逻辑：处女膜破裂=幼女卖淫=警察执法有理=警察伤人情非得已=警察免责。事实上，上述逻辑链根本不成立。处女膜破裂，只意味着当事人有过性体验，或者遭遇过某些生理意外，根本无法推断出刘氏姐妹当时正从事卖淫行为，或之前从事过卖淫行为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有人卖淫，也不意味着警方有权暴力执法。如果打击违法能成为刑讯逼供的借口，如果当事人可悲到要用完整的处女膜证明清白，那无疑是法治的悲哀。因此，检察机关要求重新检验处女膜的行为，完全没必要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当地有官员这时也站出来，指责幼女父母联合媒体，在医疗鉴定问题上造假。这是否可以为重新鉴定提供足够的理由支持呢？当然不可以。前面已经提到，整起事件如何处理，根本就与处女膜是否完整无关。刘氏姐妹的父母带她们去昆明法医院做的鉴定，只是他们试图证明自己清白的一种途径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鉴定，更非诉讼法上的证据。即使他们隐瞒真相，或者有的媒体刻意遮蔽，也只是私力救济或新闻伦理上的问题。

　　那么，这起幼女“卖淫”案究竟该如何收场？笔者认为，当地政府部门一开始的反应完全正确：让当事派出所所长、民警停职、成立调查组、检察院介入、警方赔礼道歉、协商赔偿事宜。但是，不能因被害人一方要价不合理，或者涉嫌炒作，就掉头重新启动调查程序，为警方的粗暴执法寻找借口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作为强势力量的有关方面，应表现出应有的器量。

　　事实上，借此契机，当地警方完全可以做更深层次的反思。比如，是不是要好好贯彻“收支两条线”规定，不要再把抓赌、抓嫖作为“创收”机制，让执法行为蒙羞；是不是要好好改进工作作风，加强执法的程序意识，不要提着手铐就往人家家里冲，稍有反抗就拳脚交加，逼人下跪。如果不加反思，不事整改，只会让事情越描越黑，这起事件，就愈加不好收场了。 　□萧显（学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