靠古训式的耳提面命去熏陶和培养官德，固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，但往往也只能停留于愿望。在现有体制下，官员的责任意识和勤政廉洁的动力源泉，显然不能光指望其良心发现与道德约束

　　在广西，一把扫把，成了悬在各级官员头上的“达摩克利剑”；“扫地不力”，成了问责官员最直接的依据。半年多来，全自治区共有70多名领导干部因为“扫地不力”，或撤职，或调离，或黄牌警告，或诫勉谈话，而这一场名为“城乡清洁工程”的全区总动员，将历时五年，跨度不可谓短。

　　环顾国内的吏治，鲜有像广西这样大力度问责官员的，回想起来，似乎只有非典时期查处防疫不力、瞒疫不报的官员或可比拟。但是，非典毕竟是危及国家、危及人民的重大疫情，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，幸亏中央有力及时的问责化危为机，不仅平息了疫情，也大大推动了政府信息的公开和透明，而那一年对非典失职官员的问责，则成为了中国吏治的里程碑。相比之下，当下广西政坛刮起的这股“不扫地就扫人”的问责风暴，拿扫地作文章，乍一看，不免使人产生“莫非是作秀”的疑虑。

　　未经事实检验就遽下断语，当然很草率。在广西，“城乡清洁工程”毕竟已经搞了半年，而且还要搞五年，从现有效果和未来预期看，这项工程倒是蕴含了当地党政对吏治的从严诉求和从长计议，用心无可厚非。实际上，当官员把“一庭不扫，何以扫天下”的古训付诸行动时，倘真能促使他们“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”，养成责任意识，养成勤政良习，倒也善莫大焉。

　　靠古训式的耳提面命去熏陶和培养官德，固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，但往往也只能停留于愿望。在现有体制下，官员的责任意识和勤政廉洁的动力源泉，显然不能光指望其良心发现与道德约束。因此，强化责任追究制度，在行政体系内部从上至下地约束和激励各级官员，不失为现阶段的一条捷径。广西的“城乡清洁工程”，就是行政体系内部从上至下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，在自治区党委制定的这项为期五年的“民心工程”里，有刚性的指标，有很强的约束，有问责的要求，一条臭水沟，一个垃圾箱，都极有可能导致官员丢乌纱，挪位置，所以非常见效，实施半年就刮起了“问责风暴”，看来这里的“不扫地就扫人”并非“浪得虚名”。

　　但是，也正因为这样的监督和整治还是自上而下，还是来自体制内部，尽管它有着疾风暴雨式的强硬，但对于各级官员而言，恐怕更多地视之为一次为期五年的政治运动式的安排。有报道指出，已经有一些乡镇，把扫地当成“头等大事”，全天候地到责任区做“保洁员”，老百姓到政府部门办事都找不到人。这样的“清洁效果”，和当初以环境清洁为抓手，促进各级官员责任意识、勤政意识的初衷，岂不是背道而驰？

　　吏治，还须通过长期的制度安排，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。至于现代社会的吏治，更必须以“法治”思维代替传统的“吏治”思维，在体系内部进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，再引入人大、媒体、司法以及社会公众等力量的监督，方才是建立民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治本之策。(文/舒黔)